1月26日本館舉辦的「冬天來了、春天不遠：閱讀西方」演講系列的最後一場講座於本館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單德興教授以「《格理弗遊記》面面觀」為題發表專題演講。單教授譯過《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譯筆考究精妙，註釋詳盡，進行相關主題演講，可說是現身說法，必定精彩。 本書為一部舉世聞名的兒童文學與奇幻文學著作，但也正因為如此，世人除了〈小人國〉與〈大人國〉外，對其了解並不全面。作者綏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為生長於愛爾蘭的英國人，對17、18世紀的英國政治社會與人心思想極為不滿，極力抵抗英國對愛爾蘭的壓迫，尤對歐洲當時提倡海外遊歷、流行撰寫遊記的風氣不以為然，所以寫了包含〈小人國遊記〉、〈大人國遊記〉、〈諸島國遊記〉和〈慧駰國遊記〉4部的《格理弗遊記》，藉以諷刺挖苦人性社會。本書是英國文學中諷刺文學的經典，指涉的對象為斥責罪惡而不對各別個人指名道姓，但卻頗具普遍性，所以往往人人爭相對號入座，一身冷汗。 〈小人國〉中各個個人小鬼大，計算鬥爭、逢迎拍馬，反映當時英國政壇黨派傾軋的實況，文中甚至誇張的記載，小人們可為雞蛋應從圓頭開始吃，還是從尖頭開始吃；或是應穿平底鞋還是高跟鞋，拉黨結派，尖銳鬥爭，大打出手。「巨人」格理弗漂流至此，為眾小人綑綁，無計可施，壯志難申。遇皇后寢宮失火，格理弗出手義助，迅速以小便滅火，但自此寢宮無法入住，格理弗反遭皇后不斷欺凌，好心無好報，天道寧論！ 可是到了〈大人國〉，人人心平氣和，知足長樂，格理弗反成了道地小人，而且不斷吹噓英國人的政治智慧，卻遭國王斥為世上最為惡毒的害蟲。到了遊歷〈諸島國〉，批判各種社會現象和人心思想，發明家鎮日實驗，試圖證明一些荒唐、毫無意義的假設，科學家無所事事，杞人憂天，整天等著慧星撞地球，大難臨頭，在在挖苦科學知識應不離實際生活，一切應以關切實際生活為出發。到了〈慧駰國〉則是人不如獸，那些馬匹, 個個進退應對，溫良恭儉，禮義廉恥，四維八德，為理想國之實現，而人則成為半人半獸，野蠻暴力的犽猢(Yahoo)，實也暗喻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理想終歸是理想，人如果不變成慧駰，永遠無法達到崇高之品質，完美的社會，理想的國度也終究是黃粱一夢罷了。

1月12日本館舉辦「冬天來了，春天不遠—閱讀西方」冬季閱讀系列的第六場演講，邀請輔仁大學德文系張善禮教授以跨文化的角度談德國影響全球的《格林童話》(Kinder- und Hausmarchen)。《格林童話》編成於19世紀初期，當時歐洲廣受拿破崙政治文化的影響，日耳曼人在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國之前，其政治型態只是數百個封建領主的合成而已，法蘭西的壓迫造就了日耳曼民族主義的興起，極力尋求民族的認同，而《格林童話》的編成，對凝聚日耳曼民族意識而言，具有高度意義，也是對拿破崙帝國和法蘭西文化的一種反動。19世紀也是歐洲工業革命勃興的時代，日耳曼既非統一之國家，又不如英法兩國具有長期的海外殖民傳統，既無資源，又無市場，無論從政治、經濟或社會意義來說，都是相對落後的。所以蒐羅民間故事匯集成冊的《格林童話》也就成了日耳曼精神的標誌。 歐洲是一個概念，國界並不明顯，《格林童話》雖說是德國的民間故事，但也有許多法國和義大利的內容，尤其受法國民間文學的影響很大，再者《格林童話》雖是民間故事，但格林兄弟採訪的對像卻都是受過良好教養的年輕婦女，而且故事大多改寫改編，剔除那些粗俗的、違背風俗的內容，時有增刪，也有所合併，所以並非一般認為全然是口傳、原始樸素的內容，而是經由市民階層經由不同面向思考過的結果。 不同時代、不同地方的故事，都包含了不同道德標準和教化。基督教世界首要的道德當然是對上帝的信仰，只要信奉上帝不渝，必得福報，天上的星星就會變成銀幣灑落滿地; 年輕的女性，如果勤於烤麵包、摘蘋果、每日撢被子，吃苦耐勞，就會一身的黃金衣錦榮歸；如果不懷好意的要搶走母親懷中的小孩，最後的結局就是自己會被自己撕成兩半; 還有就是要誠實，要懂得認錯，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最後還是會過幸福快樂的日子的。

12月29日本館舉辦「冬天來了，春天不遠—閱讀西方」冬季閱讀系列的第五場演講，邀請政治大學英文系張上冠教授談19世紀美國經典名著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紅字》(Scarlet Letter)。這部著作是美國19世紀宗教、歷史、心理、精神風貌的一個總體反映，凸顯一個人道的愛情和宗教的罪罰之間的衝突和妥協的辨證關係。 美國是一個新教社會，從17世紀英國人殖民新英格蘭開始一直到霍桑的時代，美國人的生活思想、倫理道德甚或法律規範都受到喀爾文新教教義的統攝。喀爾文主義的鐵律有五，(1) 全然的敗壞(Total depravity)，人類由於亞當的墮落，無法以自己的能力做任何性靈上的善事。(2) 無條件的拯救 (Unconditional salvation)，上帝對於罪人的撿選是無條件、無法談任何條件的。(3) 有限的贖罪(Limited atonement)，基督釘上十字架是為了那些預先蒙選的人，並非世上所有的人。(4) 無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人類不可能抗拒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不可能因人為的原因而受到阻撓。(5) 聖徒的堅忍得蒙保守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已得到救恩的不會再次喪失，上帝必保其檢選。這5條的第一個字母合而為 Tulip，鬰金香之義。 《紅字》中的齊林渥斯是個有點學問，但兩個肩膀一高一低，身形佝僂其貌不揚的人，與妻子海絲特沒有感情，海斯特由英國到波士頓獨自生活幾年後與一丁牧師發展愛戀而生下一女珠兒，海斯特因此受到宗教式的審判，胸前掛著鮮紅的 A 字母的符號(Adultery 通姦)，抱著珠兒站在刑臺上示眾，可是卻在此時，其丈夫齊林渥斯在人群中出現，發現自己綠雲罩頂，但海斯特堅不吐實，於是齊林渥斯決定自己進行調查，最後查出是廣受民眾愛戴的丁牧師，最後把丁牧師逼上刑臺公開做了告解後死在海斯特的懷裏。 齊林渥斯則在復仇目的達到後失去生活的意義，不久後也一命嗚呼。 海絲特則帶著珠兒繼續在波士頓生活。 海斯特出於人性而與丁牧師發生關係，對後者全力保護，堅不透露，並且對自己 帶著A字母刑臺示眾，反而生出堅毅不拔，自己負責，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後來刑滿出獄，在生活上與人為善，樂善好施，逐漸的改變人們對她的成見。 故事末了，海斯特本可帶著珠兒離開新英格蘭，但卻選擇繼續配帶A字，留在故事發生的波士頓。丁牧師長期受到內心的煎熬，但仍鎮日講道，滿嘴仁義道德，始終不敢公開懺悔，最後在齊林渥斯的逼破之下，自己倒是心存感激的走上了刑臺，獲得解脫。 齊林渥斯心存報復，以不斷的羞辱丁牧師為手段，使其生不如死，最後在達到目的後，反而大度的把自己的財產留給了珠兒，表達了最大善心。 人在宗教的統攝之下是毫無自由意志的，所有人性的表現都可能是違背教律的。 霍桑的19世紀，雖已有人可經由覺悟、不斷的改善自己而得到救贖的超越主義的思想和主張，但那裏敵得過「全然的敗壞」，所以在《紅字》的故事中，所有人性人道的發揮，也只是一絲靈光而已，無論海斯特如何努力，終其一生不離A字，丁牧師只有在自己告白後才才能安穩的離開世間，齊林渥斯卑下的手段，但最後卻也有人性的廣大胸襟，但這都微不足道。 所以在霍桑那個年代，鬱金香才是正統，才是王道，書中提到監獄門口做為人性象徵自生自滅的野薔薇，正如霍桑自己說的，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調劑而已。

12月15日本館舉辦「冬天來了，春天不遠—閱讀西方」冬季閱讀系列的第四場演講，邀請國內著名戲劇學者和劇作家，臺灣大學戲劇系紀蔚然教授談挪威大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著名舞臺劇《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玩偶之家》寫於1879年，是所謂19世紀最後的劇本，是現代劇的濫觴，影響廣泛，英國的蕭伯納甚至中國的胡適都受其影響，後者還以新女性離家出走的類似題材寫過一部《終身大事》。 劇中女主人公娜拉，與任職經理的丈夫維持一個傳統意義的和樂家庭，但夫妻之間真正的關係有太多的隱瞞和社會的制約。為了丈夫的尊嚴，娜拉曾偽造自己父親的簽字而向另一男子克羅泰特借錢以供其丈夫養病，而克羅泰特與娜拉的丈夫在同一公司任職而為其部下，並與娜拉一樣，曾犯偽造文書的罪過，因此，娜拉的丈夫為了公司的清譽與個人的領導執意要辭退克羅泰特而以娜拉的友人林德太太代之，而林德太太又為克羅泰特的舊日情人，因環境和家庭因素離開克羅泰特而曾嫁給了所謂的有錢人。受到辭職的壓力後，克羅泰特就百般要脅娜拉要其丈夫留渠住工作，否則即寫信公布娜拉當年偽造文書的相同罪名，無計可施之下，娜拉求助於林德太太以舊愛的關係向克羅泰特說項，希望就此打住，林德太太並表示渴望重修舊好，克羅泰特接受了林德，但在林德建議下仍舊向娜拉的丈夫發了一封當年娜拉如何借錢真相的信。 娜拉的丈夫讀過信後，極為驚恐，希望不惜以任何代價阻止克羅泰特，並且強烈譴責娜拉的說謊與長期遮掩，甚至表示說謊和犯罪的母親不合適在家中照顧孩子，完全失去丈夫對妻子長年以來左一個小親親、右一個小雲雀這樣細心疼愛的呵護之情。 娜拉覺得一個男人頂天立地的丈夫氣慨一下子蕩然無存，所以決定拋夫棄子離開家庭，向丈夫作最後的陳述，認為在家裏，以前是父親的玩偶，婚後是丈夫的玩偶，有子女後，子女又是她的玩偶，所以離開環境去尋求做為一個人的自我。 不論19世紀歐洲的社會道德如何看待，劇中不分主從的三個女性都自覺的選擇了自己的道路。娜拉鬧了家庭革命，林德太太為了真正生活的意義與克羅泰特重修舊好，娜拉家裏的保姆為了舒適的物質生活長期待在娜拉家裏工作，而把自己的女兒託給別人照顧，並且與女兒18年來只通過三封信。如今娜拉步其後塵，把孩子丟給了保姆，自我追尋去了，唯一不同的是，褓母是為了容易的生活，而娜拉卻是投向不可知的未來。 19世紀都市化興起，歐洲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流動，隨著人際關係的改變，傳統的道德與價值受到嚴重的挑戰，異化嚴重。知識份子則努力提出問題以供社會反省，被視為女性主義文學先聲的《玩偶之家》就是易卜生的一枚震撼彈，轟然一聲巨響，人人走避不及，所以當年在歐洲，人們在許多重要的社交場合上，往往約法三章，不談娜拉的故事，以免分崩離析，不歡而散。這齣短短三幕劇的威力也可見一斑。

12月1日本館舉辦「冬天來了，春天不遠—閱讀西方」冬季閱讀系列的第三場演講，邀請輔仁大學法文系黃雪霞教授談歐洲最早的童話故事集《貝洛童話》(Les contes de Perrault) 或稱《鵝媽媽童話故事集》(Les contes de ma mere l’Oye)，其中的故事〈小紅帽〉、〈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等，不論東方西方，大家都極為熟悉。不過這本故事及其編著者貝洛(Charles Perrault)卻遠不如德國的格林兄弟和丹麥的安徒生來得出名。貝洛為十七世紀法國知識份子，家境富裕，為法蘭西學院院士，曾為財相柯爾伯(Jean-Baptiste Colbert)的左右手，協助路易十四(Louis XIV)有效鞏固法國的治理。貝洛進行民俗採集，遍訪各地民間故事，加以改寫後編成此書，最早於1697年出版。 童話的編寫形式，除了故事之外，都附帶 “寓意”，也就是一種對讀者的訓戒或道德教化，其對象並不必然限於幼童，廣泛涵蓋古典時期的社會規範和道德標準。如〈藍鬍子〉在殺妻之前，其妻要求最後一次祈禱;〈睡美人〉在夢中受孕，象徵馬利亞貞女受孕，都是基督教的準則與義理。其他如〈小紅帽〉的慎防色狼、〈穿長靴的貓〉告誡一個人本事與手腕比財產更要緊、〈小姆指〉指導應善用與生俱來的優點、〈藍鬍子〉的教化女子服從丈夫等都是故事所透露明確的指導，當然其中有些價值是恆之萬世而皆準的，有些則不然，如藍鬍子血淋淋，幾近變態的恐嚇妻子的行為，以及國王百般試驗王后葛里絲莉蒂(Griselidis)的忠貞，是一種男性絕對的宰制，今日早已不宜。 無獨有偶，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情節雷同的故事，唐朝段成式〈葉限〉的故事，幾是〈灰姑娘〉的翻版，可是卻比貝洛早了近一千年; 更早的六世紀《高僧傳》裏的〈虛空細縷〉是人類歷史上最早見於文字的〈國王的新衣〉。其實這些現象，可從人類生活共同的經驗中找到解釋，因長期類似的生活經驗而產生相同的道德與價值標準，因而會有東西方同時發生的民俗與寓言，正如不論那個社會或那個時代或那個角落都會有小紅帽和大野狼一樣，其議題是歷久彌新、永遠令人感到迫切的。 法國的城堡(Chateau)，其美觀與宏偉舉世聞名，其著名者多集中在羅亞爾河(Loire)流域，其中不乏與貝洛童話有關，如著名的卡拉巴斯城堡(Le chateau de Carabas) 就是穿靴子的貓(Le chat botte)的所在; 另外萸賽城堡(Le chateau d’Usse) 則是睡美人的家，還有洼洪城堡(Chateau d’Oiron)也與長靴貓有關。這些城堡現都由國家經營，裏面佈置童話人偶與場景，每年招攬大批觀光遊客，已成貝洛童話影響的另一個面向，甚為有趣。 黃雪霞教授，里昂第二大學法國文學博士，2012年獲頒法國學術棕櫚騎士勳章。

11月17日本館舉辦「冬天來了，春天不遠—閱讀西方」冬季閱讀系列的第二場演講，邀請國內西班牙近代文學專家，臺灣大學外文系張淑英教授談西班牙當代小說大家塞拉(Camilo Jose Cela)的成名作《杜瓦特家族》(La familia de Pascual Duarte)。近代西班牙是個多事之秋，社會變動劇烈，經濟蕭條，政治上各種意識形態分陳，各擁大批信眾，左翼右翼，合縱連橫，相互傾軋，往往以暴力殺戮為手段，進行激烈的鬥爭，甚至在各有國際勢力的支持之下，全面暴發內戰，人民苦不堪言，性命堪慮，人人自危，生活渺無希望。《杜瓦特家族》就是塞拉藉由一個普通鄉村家庭內以及所接觸的幾個有限的角色，來表現在這樣一個社會氛圍下，人性相應的一些無助而強烈的表現，正如社會的反常，人的心理與外在行為也嚴重違背常理。 小說中的主人公帕斯掛(Pasqua)本性善良，但難敵外在諸多影響，區區血肉之驅，也只有任憑扭曲變形。他自幼父母不合，惡言相向，大打出手，豪無天倫之樂，父親遭到狗噬，得狂犬病，母親即與他人有染，生一低能幼子，後11歲早死，母親卻沒有絲毫的哀傷，妹妹從小偷竊成性，到處賣淫，妻第一胎流產，第二胎夭折，第三胎懷的是別人的孩子，而且兒子的父親就是妹妹的姘頭。帕斯掛從來對母親沒有好感，母親對他也從來是冷言冷語，不假辭色，毫無感情，這些簡單而惡劣的人際關係，逼迫主人公以最極端的手段進行人性的舒發。他無緣由的槍殺母狗，輕描淡寫的槍殺過一名地方士紳，以二十幾刀吃力的屠殺使其妻子流產的馬匹，對一個說話不中聽的村民鄰居捅了三刀，解決掉妹妹的姘頭、 讓他妻子懷孕的男人，最後鼓起勇氣，在與母親做激烈打鬥後，一刀子戳進脖子而結束了母親的性命。 母親是一種國家寓言，母親是西班牙的象徵，可是這個西班牙是如何對待庇護她的子民，“西班牙是她親生孩子的後母”，如此一來，帕斯掛的弒母，似乎也非全然的不公不義了，或也是一種無路可走的劇烈反映。 內戰之後，西班牙統一，進入弗朗哥時代，嚴肅的政治氛圍長達數十年，直到後弗朗哥時代，政治生活才得以開展。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那種懼怕、不安、憂慮、無助所轉化的暴力的外在表現都已成為往事了。 然而歷史會不會重演，也都在未定之天。 《杜瓦特家族》是西班牙文學史上僅次於《唐吉軻德》被譯成外國文字最多的作品。塞拉曾於1994年受邀訪問臺灣，並於本館國際會議廳以〈談寫作〉為題發表一場專題演講。

本館主辦的「冬季閱讀」演講系列，第一場談狄更斯的名著《烈愛風雲》(Great Expectations)於11月10日星期六與本館演講廳舉行，由國內知名的狄更斯及十九世紀專家陳超明教授主講。演講內容鎖定狄更斯筆下人物的愛情世界。談愛情的性質、愛情的面貌，其實愛情什麼都是，是喜歡、是迷戀、是牽掛、是擁有、當然也是折磨，感情表現有激情、色情、愛情、最後發展至親情。男女之間的愛恨情仇自古以來就是人生恆常不變的課題。狄更斯本人出身窮苦，所以他筆下的描寫經常著墨處理青少年如何在生活環境中遭受各種精神感情上的欺壓以及又如何奮勇向上突破逆境的故事，善於在十九世紀巨大的時代變遷中描寫多變的人際關係。《烈愛風雲》中的主人公出身社會底層，生活平穩，曾因受雇的關係，對由其陪伴的小女主人發生情素，自是沒有結果。後來因緣際會，平步青雲，到倫敦學做紳士，至此一路飛黃騰達，廣交社會名流，曾對自己的過去與出身環境產生鄙視與高度的自我厭惡。不過所幸良知未泯，真切的感受到社會網絡的改變也對其帶來包括經濟、社交上的其他的壓力與不便，於是澈底反思新舊生活之間的落差與得失，思考到底後來的發展是否真是個《遠大的前程》(Great Expectation)，還是粉身碎骨，萬劫不復。世事多變，物換星移後，主人公又回到原來的自然與單純，過去與眾女士的情感自然也煙消雲散，激情不再。但狄更斯筆下令人稱道與感激的是，男女之情有愉快、有痛苦、有良善、有罪惡，有強烈的靈肉糾纏，但終究要以良善為依歸，也正如真正的愛情必以良善為出發一樣，頗為發人深省。 陳超明先生，曾任政治大學英文系教授，該校外語學院院長，公企中心主任。現任實踐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座教授，漢生電臺名主持人。演講反應熱烈，約有400位讀者到場聽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