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針對近五十年來藝術史研究在台灣的發展作一個回顧性的觀察, 而且, 由於自己也身涉其中, 這個回顧也有一點個人性的反省意味在內。在進行這個工作之時, 我基本上利用林麗江教授在2008年為國科會人文中心所完成的〈台灣地區近五十年來的藝術史研究〉中所搜集的大量資料及分析討論作基礎, 並由之試圖交待台灣在戰後之藝術史研究發展過程中, 曾經產生重要作用的幾個因素, 以便呈顯這段學術史的若干面相。經過大致的歸納之後, 本文將綜合地討論四個項目, 來說明我們今日之所以有此成果的緣由。前三者是就其淵源來談, 分日治時期的學術遺產、戰前中國學術之繼承、西方學術理論之引入等, 這可說是形塑台灣此段發展的三股主要力量。第四個項目則為此研究發展進行之場域, 即有關學術機構建制的問題。它的影響作用, 雖不直接關係到研究之具體內容, 但對較為整体的研究走向, 卻也產生過不亞於前三者的重要性。 在回顧的過程中, 本文亦將由學術資源之優勢與困境的角度, 提出個人對台灣在這五十年來一些較為突出之研究成果的觀察, 並從國際藝術史界的整體環境中試圖評估其可能之意義。評估的對象將選擇中國書畫史、中國工藝美術史、中國宗教藝術史及台灣美術史等四個領域中的一些具體項目作代表, 其他領域因各自發展狀況條件有別, 無法全部納入。最後, 本文也希望反省, 究竟台灣在這五十年來的藝術史研究中形成了什麼樣的學術傳統? 這對我們的未來發展而言, 應是一個不能不深加思考的問題。

臺灣京劇一向被視為正統流播至一地而形成的分支，而且是邊緣分支。師資有限、人才不足，始終是台灣京劇界無法突破的限制。早期台灣演員多從錄影帶學習大陸的表演以及編導手法，而歷經上世紀幾階段的現代化改革，轉而積極汲取其他藝術的養分，逐漸形成自身特色，這樣的發展起自於演員的自覺，根源於文化的底蘊。近十年國光劇團繼「現代化」之後，刻意強調「文學性」，試圖從文學著眼，以別於傳統京劇所強調的唱唸做打表演藝術，更區隔於大陸近十年來愈發強化的崇高論述與表現手法的張揚輝煌。從精心打造女性主體新戲開始，國光期待每一部戲都能成為當代文壇值得討論的新作，提出「從劇壇挺進文壇」，是對起自民間的京劇本質的改造。而《金鎖記》《百年戲樓》等劇在大陸已引起討論，內省式的編導手法，個性化的文學訴求，所形成的台灣京劇的個性，已受到京劇原生地注意。本文願以近期幾部國光劇團新戲為例，論台灣京劇以邊緣之姿躍登主流的企圖心。

台灣與韓國在歷史上並未直接遭遇，依序藉由中華帝國、日本帝國與美國為媒介有間接的接觸，直到1990年代後脫冷戰的政治情勢中才有了直接面對面的條件。因應如此的歷史情況變化，台韓兩地的漢學研究在結構上也具有互動關係。著眼於此點，本稿主要擬重點式探討韓國漢學研究的變遷過程，同時並與台灣的漢學研究作一比較。 在以中華帝國為媒介接觸的時期，台韓兩地的漢學主要研究的是當時作為普遍文明的中華文明，而這種古典「漢學」在日本帝國支配下轉化為近代學術。以韓國為例，殖民地時期的漢學在京城帝國大學的學制內重組成為近代學術。解放後由於韓國大學的學制以京城帝國大學為母體，有相當部分繼承了日本帝國大學的學制，並影響了有關中國的知識生產。然而1945年後由於南北分斷與冷戰的時代環境，學術研究也受到反共意識形態立場的支配，在此直接受到了台灣以文獻為中心的實證主義研究方式的影響。進入1980年代，這種現象開始產生根本性的變化。 不論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或中國現代史研究，1980年代都是具有劃時代發展的轉換期。到了2000年後，開始進行文化研究等立足於新的研究觀點和方法論的各種研究。最近則深入討論超越個別專攻的主題及學科體制的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的必要性與摸索新研究架構的問題意識。另外，與社會及大眾的溝通問題也成為重要的關心議題。 韓國如此的漢學研究動向大致上與台灣相似。但台韓兩地在可以直接接觸的新狀況下，漢學研究又該具有何種共同基礎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發表者想提出一個建議，那就是作為全球本土學(Golcalogy)的漢學的重組。即，研究者要以生活的現場(place)為據點，對全球(global)水準的知識生產與流通過程抱持「抵抗性」與「批判性」的研究姿勢，其核心是結合地方的(local)、區域的(regional)及全球的(global)層次來做分析的一種學問。 「全球本土學」這個有點陌生的用語若用在中國研究上，並不是將中國當作一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分析單位，而是結合區域及全球的層次來分析中國下面的許多單位即地方的(local)層次。因此，進入21世紀，不僅可提出中國果真是否為一的問題，與掌握到中國歷史和東亞史乃至世界史連動的學術潮流相接軌，重組漢學的道路也將於焉展開。

綜合座談：如何創造臺灣漢學的優勢 主持人：王汎森 與談人：陳弱水、鍾彩鈞、鄭毓瑜、田浩(Hoyt C. Tillman)、顏崑陽

清華簡〈保訓〉是近年公布的戰國簡書，全篇竹簡十一枚，第二枚上端殘缺，其餘完整。簡文記周文王臨終對武王有關天命的教誨，涉及堯舜禪讓與三代古史，對研究先秦思想史與早期儒家經傳形成具有重要價值。自公布以來，廣受學者重視，相關研究論文近百篇，尤以簡文「求中」的「中」字爭議最多，整理者以為「指中正、中道」，此說頗為學者所信從，但也有不少人提出異議，如中道說、地中說、心說、訴訟文書說、旂旗說、民眾說、軍隊說、易數說等，初步估計有十餘種，還不時出現新說，迄今仍舊各說各話難以定論。 本文從清華簡〈保訓〉「中」字入手，分析近年出土戰國簡書的不同抄寫方式，參考出土與傳世古書的異同，對照兩漢經師對今古文的解讀，嘗試以簡文「求中」的「中」字為標本，企圖尋求「中」字的正確答案，從而提出一種「時空還原」的解釋理論，並指出研究早期儒家經傳成立與流傳，應當注意其原始出處的本來面目及儒家立言傳習之後的加工與改造。

「台灣漢學」此一詞語如果有學術的意義的話，最重要的關鍵點當是當是1949年兩岸政治的決裂所致。現代學術意義的漢學伴隨現代的學制一起成立，為時已逾百年。但在日治時期，因殖民統治的本質使然，所謂的「漢學」研究基本上是受壓抑的，不管於質於量，皆是如此。1949年以後，前所未見的重要學術機構及學者、文化人大量南來，再加上國府為爭中國代表性的政策，「漢學」遂呈急遽成長之趨勢。「若驚道術多變遷，請向興亡事裡尋」，「台灣漢學」的成立和時局的變遷有極密切的關係。冷戰體制（含國共兩黨的意識型態）、台灣的文化風土、1949大遷移的歷史契機當是影響台灣漢學最重要的三個因素。台灣漢學的成立顯示中國的古典精神在台灣深化的事實，但因為形成台灣漢學的歷史機制大不同於其他地區，所以台灣漢學強烈的顯示了在地化的色彩。就精神史的展現而言，「台灣漢學」可視為台灣漢文化的新發展，1949前後兩階段仍有銜接的管道。本文將以新儒家、人間佛教、古典詩為例，略加說明。

1895年末，章太炎到台灣擔任《日日新報》的專欄編輯，一方面是避難，因為戊戌變法不成，慈禧太后復出加以阻擾並大肆拘捕革新分子；另一方面則是藉此時機重新思索儒家哲學如何面對現代國家主權及政治體制去開拓「內聖外王」的途徑。短短半年，章氏研讀日本殖民文獻及帝國神道論述，他批駁「天命」、「聖王」、「皇贊」，進而提出革新的主張，逐漸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漸去漸遠，同時也為日後的所接的「禮教吃人」或文化革命的「反孔」開其先河。 章太炎在台灣所吸收的中國、日本(及日本轉譯的歐美現代思想)，可視為台灣百年來全球化的縮影，只是更增加了直接來自美國、歐洲的學術風潮，進行本土與國際之對話，把日本殖民現代、中華文化復興、全球資訊知識經濟予以融合匯通，以致在不少領域中，台灣的學術表現均能進入世界各種領域的前百分之一，而在人文及社會領域裡，台灣公共知識份子對社會公義、民主政治、文化經濟、生活風尚、精神性命等的影響更是在華人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其中如華語文學(Sinophone)之一支獨秀，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李永平、朱天文、黃錦樹、張貴興、駱以軍等人無不享譽國海內外，特別是台灣電影在李行、王童、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李安等人紛紛贏得國際殊榮，舞蹈(如雲門)或戲曲(明華園、或小劇場)均在提昇國際知名度有卓越之貢獻。 在哲學方面，由徐復觀、唐君毅、牟崇三、錢穆到杜維明、余英時、楊儒賓、李明輝等發揚明理(為及新儒家)思想，或在比較文學、社會學、心理學範疇中，中國學派或本土學派，以語言、文化、社會經驗之特殊性，去強化與歐美理論彼此對話的空間，均有可觀之成果，即便是在經濟或管理的領域中，台灣與華人之家庭價值、社會結構及其商業行為或公司管理方式，也不斷引發國外學者的注意，早期台大、政大的商、管學無不進口哈佛的管理研究，如今在李吉仁等人的努力下，台商及其管理經驗已輸出、進到哈佛商學院中或為21世紀未來領袖的必讀之作。一百年來，實際上學術環境的自由、活潑、多元，一方面固然是北大傳的彰揚，但有更大部分可能是台灣移民社會對文化傳統教育的重視，宗親及助會的團結，一如Philip Kuhn在《Chinese Among Others》所說的與祖國故鄉網路的連結(Corridor)，新住民社會的進昇及投資機會(Niches)，乃至針對其新環境或族群迫害所形成的向心力，彼此激盪之下，有「在外者」(Sojourners) 或「海外離散」(Diaspora) 的動能，產生多重交叉的現代經驗，尤其是在日本殖民現代的啟發及其拒抗之下，形成了台灣獨特的時間優先情勢，偶爾都超前了日本，如愛迪生的影像短片，在台北放映是1896年八月，比日本的Kobe首映足足早了三個月，或者像台灣大學所收藏的田中文庫，其中有不少十七世紀時期的歐洲植物研究成果，更有幾部世界僅存而且離Gutenberg 聖經問是僅三、四十年的重要圖書，由於田中長三郎館長於1945年屬敗國，他長期運用個人及台北帝國大學資源的圖書只得歸給接收的單位，也就是重新命名的台灣大學。這些特別的因緣際會，讓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出許多本土與國際的對話空間，此處我們應界定「本土」為一種文化、政治性的建構，將「地理」位置轉變為「象徵資本」的出發與歸屬場域，而「國際」則是經過各種物質條件、歷史巧合及個人境遇，在跨國的動能時機成熟之時，作一選擇性而又刻意性的聯結─如1895-1945年，對日本及其他東亞殖民地的交流網路(見Karen Thornber 在《Empire of Texts in Motion》所描述)，或冷戰期間前後大批的留美人潮，乃至1970年代之後，因為台灣在國際地位的孤絕及不受承認，而不斷推出表演藝術、新電影、創意產業，尤其在科技產品及學術研究上的國際可見度。 由於台灣是移民社會，十分重視與祖國的連繫，十九世紀佛教團體語閩南地區的不定期新聞報導，配合了天主、基督教對原住民的洗禮及重新書寫(羅馬拼音化)，本土與國際的交流其實在多重層次上一直是相當開放(見Tonio Andrade，《How Taiwanese became Chinese》)，這種吸收國際資訊、參與全球文化想像的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 則在1896年日本殖民總督府決定辦日文報紙(八頁，但另有三頁是中文翻譯)，正式邁向公共領域、輿論發展及知識世界接軌的階段(見李承機；Liao)。《台灣新青年》發刊時，文章包括中國的動態、日本內閣的政策、國際婦女運動，也收錄易卜生的劇作《傀儡家庭》，而每天在《台灣日日新報》上的國內外新聞、評論、廣告，無不讓台灣人的觸角擴及海外的各個角落。這種「印刷資本主義」或「印刷文化」的穩定成長 (如到1930年，平均每24.2人訂一份報紙)，可說是國民知識水平提升的最大主力之一。蔣渭水、林獻堂、賴和、楊逵、楊千鶴等都在報刊、文化會及反帝國敘事上，發揮其潛移默化的作用，到了1950年代的殷海光、柏楊、李敖等以「自由中國」、「文星」去推展民主評論，其時是看似斷裂的銜接。這種殖民現代的「文化翻譯」作用，也逐漸由官方主導 (如日治時期的後藤新平)到商業導向的出版文化 (新潮、協志、今日世界、現代文學等)。在印刷文化的時代，評論者及其公共知識分子的地位其實是於專業知識之上的社會正義感，但亦如芝加哥大學的Richard Posner 所分析，全球 (尤其美國) 的公共知識分子在80年代已式微，90年代所盛行的嚴審期刊論文及學術內部之影響數據 (impact factor) 變成客觀而量化的統計，公共知識分子在媒體、選舉、政治上的失誤或不一致，也讓他們的可信度不斷貶值，以致於到了今日的人文、社會只一昧強化其「科學」屬性，不斷以國際引用數據來建立其評估與補助的標準，人文、社會科學與社會現實或全球文化議題之鴻溝與落差也日益加深。

漢學研究是利用中國傳統典籍圖像文獻為主要資源的人文研究，以往受到庋藏條件與閱讀能力的影響，研究的議題與內涵受到很大的限制。此一現象因資訊科技數位化，不僅對傳統文獻的保存與運用，有極大的改變，對傳統人文研究更產生沖擊。本文以1984年中央研究院推動史籍自動化起，國內數位典藏計畫發展的情況為例，說明近三十年臺灣與國際中文典籍數位化的具體成果，以及漢學研究不論在研究方法、資料運用與詮釋，乃至研究型態上，因典籍數位化而面臨的沖擊與挑戰。人文學者面對此一環境，如何因應、調適，強化史料解讀等專業訓練，進而學習資訊技術的應用能力，以確保在數位化時代仍能維持學科優勢，甚至整合人文與資訊科技，發展具創新性的跨領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