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日上午邀請韓國高麗大學中語中文學科崔溶澈（CHOE Yongchul）教授（「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1998年度獲獎學人），主講「韓國的《紅樓夢》接受及解讀－－文化翻譯的策略」，邀請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康來新教授擔任主持人。 在1791年-1792年朝鮮燕行使節團訪問北京琉璃廠時，已經接觸或閱讀到有關《紅樓夢》刻本的資訊。但由於儒家傳統文學觀的影響，以及對內容的跨語言理解力不足，很少人詳細閱讀並公開討論。早於十九世紀後期，朝鮮宮廷出現了紅學史上第一部外文《紅樓夢》全譯本。二十世紀初梁建植、張志暎兩位紅學家的現代譯文及評論，連載於報刊上，開啟韓國紅學研究之先河。百年以來，韓國已出現十幾種翻譯本，包括節譯、重譯、改譯以及最近的全譯注釋本。 《紅樓夢》是中華文化百科全書，具備了固有語言和文化，外文翻譯的難度較高的作品。韓國譯者從事翻譯時，經常碰到種種的障礙。崔教授先舉《三國演義》在韓國的流佈過程與《紅樓夢》相對照。接著說明韓國翻譯家如何在原文轉化為譯文過程中，深思考慮如何解決這些障礙。翻譯工程是非常艱難，但朝鮮藉由《樂善齋本紅樓夢》等韓文譯本的出版，對文化術語、諺語、成語、人名譯名等，也發展出自己的一套作法。 崔教授高麗大學畢業後，就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並在1990年以清代紅學研究為主題獲得博士學位。他同時也擔任韓國中國小說學會、中國語文研究會、東方文學比較研究會、韓國紅樓夢研究會會長等職務。對於推廣紅樓夢，深化紅樓夢研究深度等方面貢獻卓著，本場演講除國內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康來新教授前來主持，國立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臺灣紅樓夢研究學會會長朱嘉雯教授亦蒞臨參加，此外亦有不少研究生出席。 2017.5.10更新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7年3月16日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科技部第10屆「杜聰明獎」得主，德國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漢學系講座教授，暨該校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朗宓榭（Michael Lackner）演講「『小道』有理：淺談中國命理學的人文意義及國際漢學界的相關研究」，並邀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祝平一研究員擔任主持人。杜聰明獎為科技部最高榮譽的獎項，迄今已舉辦10年，由科技部與德國宏博基金會合作評選。朗教授1983年從慕尼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曾在歐美多所知名大學任教並研究，是首位獲得此獎項的漢學學者。 命運的本質為何？是否可以預測甚至掌握命運？始終是人們感興趣的話題。朗教授的演講分敘東西雙方對命理學的哲學基礎、自由意志、觀測理論、人類行動之異同。朗教授認為東西方看待命運和自由的態度不同，所以對如何做「預測」的發展及重點也相異。預測在西方的歷史進程中，遭受來自宗教等多方面的禁制，雖沒完全中斷預測的發展，但多少有些妨礙。中國傳統則將預測劃入與「正道」時有對立的「小道」，但「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說久行，理難竟廢」因此小道有自己的發展空間，並未在根本上遭禁。在所謂的科學預測屢屢失敗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反思「迷信」概念及其負面意義，重新審視預言及占卜在人類知識史上應有的定位。 朗教授精擅德、義、法、英、中、西、拉丁等多國語言，也因此能博覽各種跨文化的知識材料。國內研究命理學的學者幾乎皆出席本場演講，此外亦有多位來自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史語所等單位的學者及研究生前來聆聽，討論氣氛熱烈。 2017.5.10更新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7年2月22日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國家圖書館戴彼得（Peter B. Ditmanson）教授分享在臺研究成果。 由美國籍戴彼得教授主講「研究，從圖書館開始－－我的明史研究成功與失敗經驗」，由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黃文德組長主持。戴彼得教授係1999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博士，曾任職於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擔任副教授，同時兼任彭布羅克學院（Pembroke College）高級研究員。2015年為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目前擔任國家圖書館申請「科技部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學者。明代政治、文化及出版史是戴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目前正運用國圖豐富的明代館藏，進行從建文帝、永樂帝到明末，政府和出版業之間的複雜關係之研究。 戴教授以自己的研究生生涯為起點，從決定主題、史料的蒐集和取捨、解讀的過程到交互印證，闡述治明史的心路歷程。演講中，他提到歐美的歷史研究者傾向培養學生從資料中找出新的觀點，進而規劃主題，對史料發韌出新詮釋。戴教授指出，明代長期在人們心中，已有既定的歷史形象，但他藉由長期浸淫在圖書館的機會，從一本舊書、一張插畫甚至一幅地圖，引發動機，累積經驗，尋覓這個朝代較不外顯的一面。根據戴教授分享目前的研究進展，明代的出版業已經不再完全以營利為導向，更有成為一個整體社會教育網絡（social network）之一環的趨勢。最後他並建議聽眾要以「重視史料」作為研究歷史的入門磚，隨著研究的歷練逐漸豐富，觀看同一份史料的切入點也將有所不同。 2017.5.9更新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6年12月13日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2016年「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印度國防分析研究所（IDSA）辛柏山（Prashant Kumar Singh）副研究員主講「新南向政策：臺印關係新視野（New Southbound Policy: A New Horizon for India-Taiwan Relations）」，並邀請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王高成院長擔任主持人。 印度和中國在近代史上持續有來往，1939年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總理訪中，3年後蔣介石伉儷也訪問印度。1950年代印度與中共建交，但也尊重臺灣的自治權，並呼籲兩岸透過對話來解決問題。在全球幾大經濟強國表現平平的情況下，2016年印度仍繳出約7.6%的經濟成長率。身為南亞最大國家以及「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 NAM）」的主要發起及領導國，印度對中、臺雙方的外交政策動向是我國關注的焦點。辛柏山教授希望藉由演講來探討，蔡英文總統的「新南向政策」，以及現任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的振興國內政策之間，是否有機會建構兩國間的新關係。 辛柏山教授分析印度政府在教育、商業、科技、國際戰略的現行佈局。整理近年來臺印之間交流的成效如電子簽證（E-Visa）、自由貿易協定（FTA）可行性評估、航空服務協定及農業合作瞭解備忘錄的簽署等。並列舉海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金額與主要產業。辛教授認為長遠觀之，兩國的進展雖走在正確道路上，唯進度顯得緩慢，且多為偶一為之的非常態互動，需要有更大格局的規劃，且要由政府扮演加速推動的角色。相對地，印度政府則要再思考從尼赫魯時代以來的對臺策略，拿捏雙方進入外交新階段的距離。 辛柏山教授的演講訏衡現勢，就其擅長的外交領域，剖析印度與臺灣之間的現狀。印度作為南亞地區重要經貿國，又正值我中華民國政府推展新南向政策之際，本場演講為我們帶來許多不可或缺的寶貴資訊。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6年12月8日舉辦2場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游靜（Yau Ching）副教授分享在臺研究成果。 由美國籍游靜教授主講「珠江風月的內需與外銷」，邀請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馮品佳講座教授主持。曾與秦淮風月、揚州畫舫、海上花魁分庭抗禮的珠江風月一直比較少學者研究。慕名而來珠江游玩的中國各地文人雅士對於「窄袖輕衫裝束新，珠江風月漾胡塵」別有特色的景緻與地方習俗，偶有微言。游教授的演講透過研讀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的畫報、譴責小說等對娼館、妓樓等風月文化的描寫，重新檢視性別、殖民、種族政治與華南現代性的關係。 廣州在《南京條約》前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Canton System），香港在《南京條約》後成為英國殖民地，可以說全世界要與中國貿易的外國人都需前來廣州。市民階級的壯大、外國人士遠渡重洋而來、都市人口的集中，帶動該地性產業的發展。蜑家、娼妓、幫派、樂館等行業各自有其營運及生活場域。但由於當時不少廣州、香港及澳門女性與外國官兵水手及商人接觸後患上性病。1857年，英國以「傳染病條例」（Contagious Diseases Ordinance）在香港變相設立公娼制度，比起英國本土（與其他殖民地如印度等，都要早。游教授指出，民國廢娼運動在自詡為革命發源地的廣東，引起不少討論，提倡社會道德論者與代表英國的港督，以及地方人士對此各有不同看法。珠江三角洲人口流動不絕，廢娼後風月產業被地下化，又造就了新的性別階序。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6年12月8日舉辦2場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歷史系伊萊（Eli Alberts）助理教授，分享在臺研究成果。 美國籍伊萊教授主講「《過山榜》：帝國象徵的南疆操弄」，邀請亦曾在2008年獲得漢學中心獎助的少數民族專家，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賀大衛（David Holm）教授主持。《過山榜》又名《評皇券牒》，是中國南部邊陲地帶的一種文書。有木刻、石刻、手抄、油印等多種版本，載體則包括絹、布、紙張、樹皮等。它們被當地少數民族瑤族當中人口最多，且居住地帶最廣的族系「盤瑤（Iu Mien）」所傳抄並保存，其歷史至少可上溯至清初。20世紀以降，中國學者和官員蒐集百餘種《過山榜》，將它們從散佈於湖南、廣東、廣西交界的村落，帶到廣西，更遠的雲南以至於更南邊的泰國北部。 《過山榜》不僅形似皇帝的詔書，在最常見的說法中，它是西元1260年由宋理宗頒佈給瑤族，以保障瑤族的某些權利，包括免除稅賦，以及在山區過自治生活的自由。伊萊教授的討論焦點是：《過山榜》究竟是朝廷頒佈，抑或在地瑤族人自行製作。雖然這個論點根據的是關於瑤族和朝廷接觸的歷史記載，以及官方認可的某些瑤族領袖的地位，但是有跡象顯示榜文乃是由在地瑤民自行製作，因此應該把榜文視為瑤族對於自宋以降朝廷意圖整合邊陲地區為帝國的一部分，並使帝國的影響深入邊陲地區人心的政策的對應和利用。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6年11月15日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2016年「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系劉辛民（Liu Xinmin）副教授主講「中學西漸中的『如畫學說』：從中國庭園藝術的文化越界管窺人類自然觀的同異」，並邀請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楊儒賓講座教授擔任主持人。 劉教授的演講主題是十八世紀間西歐的「如畫學說」（The Picturesque），此字彙有著「猶如畫一般的景致」的意涵。以當時的社會角度觀之，則是一套對普世美學的標準的規範以及思維，對十八世紀英國鄉村的地貌變遷、社會變革，乃至社會階級、藝術、思想等方面都產生影響。 劉教授指出，十八世紀間英國文人對中國士大夫庭園藝術的借鑒和論爭，聚焦於東方哲理在山林庭園建構中的「體現」，著重於其移植於英倫三島之過程中所觸發的社會功用性（social utility）；從而披露「如畫學說」在西方人的自然觀認知，並重新界定人類與自然關係的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但他也同時強調：中國的庭園藝術滋生出「如畫學說」， 然而西方依其文化強勢，片面地凸顯其中「意象」和「昇華」功能， 從而以「東方主義」思路，消解並收編了中國的園藝美學及山水觀，最終反而失卻了貼近、理解自然的機遇。劉教授認為我們應當更注重「置身其間的體悟」，培養人與物界融合的感官交流，最終才可跟身外物界互聯、融合。 劉教授的演講說明東西方在審美體驗和社會功用兩方面的兼能性與互通性，人類自然間的物我互動和自我生態美學觀的完善，將他在臺研究豐富的心得，分享給與會聽眾。

為加強與歷年獲漢學研究中心獎助過的學人（即「世界漢學學友會」成員）之交流，自2012年起，本中心每年邀請世界漢學學友於本館舉辦「寰宇漢學學友講座」。今（2016）年於11月9日上午邀請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考古、民族學研究所傅樂吉（Sergey VRADIY）教授（「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2001、2014年度獲獎學人），主講「印象與現實：俄羅斯對臺關係初探（Russia’s Relations with Taiwan: Image and Reality）」，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石之瑜教授擔任主持人。 早在1875年，俄羅斯軍官伊畢斯（Pavel Ivanovich Ibis）就曾以科學研究為目的造訪臺灣，利用簡易地圖及指南針完成環島之行。之後如蔣氏父子等人，與當時的蘇聯也保持相當程度的來往。傅教授詳盡研究俄羅斯對中政策，發現其中俄羅斯與臺灣關係的部分，描述有限。可能與俄羅斯含糊不清的親中（北京）立場、俄羅斯逐漸失去世界強權地位，以及臺—俄雙邊關係的漸趨冷卻有關。無論實情為何，考量俄羅斯在全球以及地域上的實力，俄羅斯與臺灣的關係都應有更深入的探究。 臺灣是亞太地區最有力的能源與財經中心之一，在亞太地區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色跟全球一樣重要。分析近20年來臺灣—俄羅斯的貿易總額、進出口總量及臺灣輸出的主要商品品項後，傅教授認為俄羅斯企業家應可把臺灣當作東南亞極具前景的合作夥伴。主要決定因素，是其對於原料進口的高度依賴，以及在多種商品領域中都居於領先地位的製造業。 傅樂吉教授素以研究明清時期中國—俄羅斯—朝鮮邊界地區的民族及地理關係見長。本次他另闢蹊徑，聚焦至近現代的國際關係和經貿往來，傅教授的演講提醒我們，隨著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臺灣勢必要以更細緻、更有規劃的國際政策，方能穩固自己的國際地位，創造更多的利基。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6年9月7日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印度新納爛陀佛教大學庫瑪爾（Arun Kumar Yadav）助理教授，分享在臺研究成果。 印度籍庫瑪爾教授主講「中國盂蘭盆節與印度祖先節之比較，以及它們與印度教和佛教之關連」，邀請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宗玉媺副教授主持。從印度人心靈中發韌而出的佛教，成為南亞諸國間以價值本位教育進行文化交流的橋樑。祖先節就是一例，這種文化祭儀不止在印度境內，也透過佛教，以他種形式移植到其他國家。對已逝祖先的崇拜不僅見於印度，也見諸其他文化及國家。然而在一些大乘或南傳佛教國家的祖先崇拜儀式，似乎受到傳統印度佛教相當大的影響。庫教授的演講即在探討論述盂蘭盆節和印度祖先節（Ancestors Festival）之間的關係。 庫教授在演講中指出，從《往事書（Puranas）》等多種古代經典檢視印度的祖先節的歷史，會發現它早在吠陀時代便已存在。雖然隨著時代演進已經產生不少改變。印度各地每年根據印度曆，在雨季過後舉行為期半個月的Pitru Paksh，同樣是祭拜鬼魂的儀式。中國人則每年根據陰曆舉行盂蘭盆節（道教稱之中元節）的祭典。人們相信鬼魂與逝去的祖先，都能在此為期半個月的祭典中得到平靜。他並列舉出中、印兩國佛教的傳統、節日舉辦的時間與內容、宗教信仰價值面對「先人」的定位等角度，分析盂蘭盆節和印度祖先節的異同。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6年8月25日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2016年「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韓國弘益大學（Hongik University）歷史教育系裴淑姬（Bae Sookhee）招聘教授主講「十三至十四世紀高麗境內的歸化人」，並邀請長庚大學人文及社會醫學科黃寬重講座教授擔任主持人。 歸化人，指元明之際來到高麗，逐步融入高麗社會的中國人，包括中國的漢族、蒙古族、維吾爾和其他民族。歸化人的產生與中國元明之際特殊的雙邊形勢有關，這一現象對於兩國之間的交流產生了比較重要的影響。 參考朝鮮及元、明兩朝史料，裴教授整理出歸化人的成因。有時因為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懷柔政策，如元朝公主下嫁高麗，其身邊的陪臣，成為首批定居高麗的歸化人。或躲避改朝換代社會動盪之政府官員，如元末的偰氏為求自保，定居高麗。亦有政府為鞏固統治的手段者，如明朝建立，將陳友諒、明玉珍等原割據勢力之後代流放高麗。另外，洪武十五年雲南蒙古宗王梁王及其家屬隨從，在投降以後也被流放到耽羅（今韓國濟州島），成為歸化人。 裴教授指出，歸化人在此後的高麗和朝鮮時代，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以賜姓、賜籍貫或自取籍貫的方式，逐步融入高麗社會，成為高麗人。高麗和朝鮮政權對歸化人實行優待政策，政治上提供仕宦機會、俸祿、采邑，經濟上免除賦稅徭役，皆有助於歸化人生活的穩定。相當比例的歸化人憑藉本身才識學問，任職政府官職，對科舉及賦稅等制度頗有貢獻。大部分歸化人的後裔在朝鮮半島落地生根，至今仍然可以發現其蹤跡。 裴教授的演講參照了《朝鮮王朝實錄》、《慶州偰氏諸賢實記》等韓方史料，對歸化人的定義、背景、成因皆有詳細的介紹。其紮實的內容及深厚的學養，得到與會來賓一致好評。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6年8月9日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2016年「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美國阿肯色大學歷史系韓麗（Kelly A. Hammond）助理教授主講「學阿拉伯語、日語或中文？：語言政策在中國穆斯林學校，1931-1945」，並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張中復副教授擔任主持人。 韓教授的演講主題是1930-40年代，日本為拉攏中國佔領區內的穆斯林族群，所推行的語言政策及後續影響。在日本日益擴張的亞洲版圖中，伊斯蘭信徒有著高度的族群化現象，且在中國西北、內蒙等地有根深柢固的勢力。因此日本不僅視他們為被統治者，也以漸進合作的方式，嘗試循滿州國模式建立新的回教衛星國家，以便順利統治中國。對日本佔領下的中國穆斯林而言，中文是他們的日常生活用語，日文係提升社經地位有利的官方語言，阿拉伯語則為宗教禮拜所需。故對日本而言，語言教育是一個很好的著力點。 為了探討日本帝國如何尋求在穆斯林圈內的統治合理化，韓教授採用日本對中國佔領區穆斯林學校推行日語的政策報告，及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以衡量佔領區內穆斯林學校日語學習的情況；同時也檢證中國民族主義者對這些政策的回應。日本帝國主義者博取中國穆斯林人口支持的方法之一，是資助現存的經學院（madrasahs）來開設新的學校。然而，當他們試著降低穆斯林學生學習阿拉伯語的時數，並以日語取而代之時，穆斯林社區的宗教認同便受到了威脅。她指出，日本以教育制度拉攏中國穆斯林，確實有相當成效。然而，穆斯林對自己在中國的定位及發展，亦有一套自己的思維。加上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也察覺了日本的想法，並投身「救國救教」的運動。最後，由於全面抗戰的爆發，日本並未能達到建立衛星國家的目的。 世界各國之間的距離因著通訊技術、網際網路、社群軟體的發展而不斷縮短。各種民族、語言、信仰的共生共存也是當前全球面對的重要課題。韓麗教授的演講給予了更多值得我們鑑古知今的省思素材。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6年7月20日舉辦2場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美國舊金山大學現代與古典語言系斯定文（Stephen J. Roddy）教授、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宗教系俞永峯（Jimmy YU）副教授，分享在臺研究成果。 第一場由美國籍斯定文教授主講「臺灣竹枝詞與民族書寫」，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所長主持。早在唐代，劉禹錫、白居易等詩人便曾創作竹枝詞。臺灣竹枝詞的創作約略從康熙年間開始盛行，至今傳世的作品超過一千首。竹枝詞的內容常出現方言語彙，內容多描述在地的風土民情，時有夾雜文人的感懷。 斯教授的演講針對臺灣竹枝詞的所謂「采風問俗」的一面，探討其是否可以視為當代民族誌的先驅。他指出，近年來，在社會科學界有一種新穎的見解，認為至今盛行於社會科學領域的民族描繪手法未免陷於窠臼。有鑒於此，他們開始提倡以富有想像力的抒情文體來補充民族書寫的不足之處。而盛行於明、清兩代的竹枝詞，便是用少量文字來模擬市井百姓口吻的韻文。斯教授認為創作者的目標與民族誌相當類似，乃是刻畫一時一地的風土人情。除此之外，儘管清朝中葉以後由於受到了考訂學風的影響，竹枝詞學術性質漸濃，但始終沒有失去其來自民歌的情趣，並且對於臺灣、新疆等邊界地區的異族文化也發生了知識推廣的正面作用。斯教授舉出臺灣在清代、日據時代的幾首竹枝詞，以印證此種抒情文體所蘊含啟發人心的潛力。主持人黃教授也加以補充，認為通俗文學──地方誌──民族書寫之間的相互印證與連結，是一極有價值且尚未有太多學者涉獵的領域。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6年7月20日舉辦2場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美國舊金山大學現代與古典語言系斯定文（Stephen J. Roddy）教授、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宗教系俞永峯（Jimmy YU）副教授，分享在臺研究成果。 第二場由美國籍俞永峯教授主講「承先啓後的正統漢傳佛教──聖嚴法師的中華禪法鼓宗」，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廖肇亨研究員主持。爲了呈現出漢傳佛教的整體與豐富性，聖嚴法師在1998年寫出了「判教圖」，作為一個漢傳佛教的教觀架構。漢傳佛教判教圖雖然具有包容性，但也有高度的揀擇及目的性的意義存在。2004年，聖嚴法師首次提出了「中華法鼓禪宗」一詞，並在2006年正式創立中華禪法鼓宗。俞教授的演講旨在探討聖嚴法師的「漢傳佛教」之定義及其歷史語境，為什麼法鼓宗是漢傳佛教的集成。並進一步演講將嘗試探討爲何聖嚴法師要創立中華禪法鼓宗，而「漢傳」佛教（英文通常以Chinese表示）這範疇中是否隱含了二十世紀初期政治和佛教思想家國族概念與民族文化的意識型態。 俞教授分析了聖嚴法師從1998年以降的立場及心境變化，面對當代臺灣佛教的危機，密教、南傳佛教等的引進，聖嚴法師嘗試從以往「站在正信佛教詮釋禪佛教」，轉為「站在禪佛教的立場來綜合整體的佛教」。俞教授指出，聖嚴法師建立「中華禪法鼓宗」是在開發一個想像社群的制度化，而「承先啟後」概念則是發明一個新的傳統。「漢傳佛教」並非歷史性的名稱，而是一個二十世紀初期所創的範疇，是聖嚴法師面臨世紀變化對於佛教的新詮釋。不再是「不立文字」的傳統禪宗，而是「以教出宗」的新禪宗。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6年5月25日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2015年「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英國牛津大學Pembroke College高級研究員戴彼得（Peter B. Ditmanson）教授主講「政治、暴力與明代中葉的出版業」，並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巫仁恕研究員擔任主持人。 15世紀後期至16世紀前期的中國，有許多以揭露朝廷政治暴力為主題的出版品。它們記載了統治者在憤怒下施加的暴行。戴教授嘗試透過西元1401-02年間的靖難之役，事件的主角永樂皇帝以及方孝孺、黃子澄、鐵鉉等所謂「建文忠臣」，在這些出版品中被呈現的歷史地位及社會意義，探討政治中的暴力與出版業的關係。 戴教授引用《奉天靖難記》、《明實錄》，及當時在朝官員留下的文字記述，與建文忠臣身後遺留的墓誌銘、墓表、行狀等資料，勾勒出明代中葉的出版品中，正史與野史、永樂皇帝與建文忠臣、官方記載與民間傳說、史家之筆與市井文學……時而相互抵觸，時而相互印證的情況。戴教授特別提到，他的關注焦點不在於是否明代的政治中確實存在這麼多暴力，而是在於為什麼這些暴力的敘述會陸續出現。 戴教授的演講提供研究明史的新角度，取材兼及史學和文學的領域。當天臺灣明史學界群賢畢集，許多戴教授的前輩與同輩學者都撥冗參加，亦有不少研究生前來聽講，且皆參與熱烈討論。本中心作為主辦單位也深感榮幸。

此次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2015年「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義大利佩魯賈（University of Perugia）大學哲學系黃曉星（Ester Bianchi）副教授主講「現代中國佛教復興內的戒律∕毘尼含義」，並邀請佛光大學佛教學系鄭維儀副教授擔任主持人。 黃教授演講的主題是佛教的「戒律復興」，戒律（vinaya）主要指原始佛教已經規定的僧團規則，也是佛法之基礎。今日流傳於世的《律藏》，也被認為是釋迦牟尼佛創立的戒律。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隨著西方人開始對佛教感到興趣，「泛亞佛教」的概念因運而生。在此概念下，無論教義上和修行上有甚麼區別，佛教都被認為是一個整體。因此推動了不同佛教宗派之間的交流，並激發出革新和改造。如前所述，戒律是佛教各宗派間最具一致性的公約數。因此，釋能海（1886-1967）、虛雲（1864-1959）等佛教大師紛紛強調持戒的重要性，以及對戒律文本及課程的研究。在中共掌權初期的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第一屆大會，當中也對僧伽制度進行不少討論。 隨後黃教授討論中國戒律復興的現象，如強調戒律學習、遵守戒條、《律藏》與羯磨儀式、如法傳戒儀式的恢復等。在宗教復興背景的大環境下，僧團領袖進行戒律復興的目的是為了再造僧團的權威，方能受到具有關鍵角色的在家信眾的尊敬。同時，一位戒律精嚴的出家人擁有與政府對話的正當性及權威性。只有正規受戒並擁有強烈道德使命感的僧侶，才能承擔應有的社會角色和政治功能。黃教授指出戒律復興象徵著佛教團體依循傳統（戒律）進行重整，同時也因應歷史和社會變遷而自我轉型。

作家徐訏（1908-1980）是抗戰前後中國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家之一，1949年離開上海後，他陸續居住過新加坡、臺灣和香港。雖然徐訏今天以《鬼戀》（1937）和《風蕭蕭》（1942）等早期愛情間諜小說著稱，戰後他於香港所寫的，內容常常涉及哲學、美學和宗教概念的小說不但為數更多，主題和內容也更豐富多元。那些小說裡，流放於香港的徐訏靠懷舊、崇高的戀愛和大自然的描寫來表現他對精神避難所的渴望。 講者認為這種渴望是徐訏與其他二十世紀歐洲新浪漫主義作家，如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的共通之處。通過閱讀徐訏1958年的中篇小說《鳥語》，討論徐訏作品中的新浪漫主義特色，並解釋為何採用新浪漫主義的研究架構來分析徐訏作品有幫助。新浪漫主義對徐訏來說，是一種可以跳脫被政治或者二十世紀初科學主義的唯物論所限制的概念，讓他在文學作品上擴充現實的經驗。跟不少二十世紀歐洲新浪漫主義作家一樣，徐訏其實是通過文學而創立一種現代性批判。 講座分析借用了法國理論家Michel Löwy對現代浪漫主義的研究。Löwy認為現代浪漫主義是十九和二十世紀中一個多元而且沒有固定題材和起源點的現象，存在於許多非被認定為浪漫文藝經典裡。論述並以實例說明徐訏的作品是這種現象裡的一個例子，成為全球浪漫主義和文化現代性中具有中國性的一個分支。 【主講人簡介】 葛浩德（Frederik H. Green），德國籍，現為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葛教授係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博士，曾於英國、日本等國求學，因此精通中、日、德、英、法等多國語言，對各國文學皆有涉獵。其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圍繞著作家徐訏對中國文學、電影的影響為主。他本年獲得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來臺灣研究主題為「徐訏與跨國性的中國浪漫主義：中國文學和電影裡的世界主義、國家主義和鄉愁感，1930-1960」。

中國是當今人口最多的城市國家之一。這場演講將介紹我剛發表的新書，主題是民國初期的中國城市化。我認為透過研究城市化，能讓我們理解時間和空間的歷史演變。晚清至民初，由於國際工業資本的經濟背景和政府的政策，加速了中國城市化的腳步。在無錫，家庭營運的新興工廠開始設立，其中絲廠尤多。工廠主也投資城市、鄉村的基礎建設，促進了它們的城市化進程。1920年代無錫城市發展迅速，甚至被稱為「小上海」。 縣政府有控制城市發展的權力，1927年後地方政府按照新市組織法設立無錫市政籌備處。儘管一年後便解散，但提出了一些新的都市規劃。縣政府恢復運作後，在鄉村建築新的道路、電話、水利、電廠等設施。故到了對日抗戰時期，無錫市區與鄉村地帶都受城市化的影響，此點可以挑戰以往從城鄉差異的歷史視角。 1937年11月25日日軍攻陷無錫，居民紛紛逃難，工廠遭受破壞。然而在戰前絲綢及其他工業奠定的基礎下，城市很快復原。日本佔領下對無錫的經濟有控制權，但是掌控程度有限。例如許多農家仍私下買賣蠶繭，還有數以百計的家庭絲廠，所以工業城市化在戰爭的影響下仍持續進行。此外一些抗戰之前的都市計畫因為房舍過多，無法實施，反而在日軍進攻的砲火夷平這些地區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設得以推行。我們研究中國如何成為城市化的國家，可以用戰爭與和平的角度分析此歷史過程。

本場演講係與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中心合辦。由波蘭籍顧孝永教授主講「關於傳教士漢學的幾點思考──以卜彌格、比丘林、鮑潤生為例」，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潘鳳娟副教授主持。基督宗教傳教士在中西文化相遇，以及知識與概念的傳遞中無疑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漢學的歷史裡特別標誌出十六至十八世紀耶稣會士的貢獻，並且稱他們為研究中華語言與文化的「初期的漢學家」。 顧教授的演講介紹三位不同時期與國別的傳教士：其一是波蘭籍耶穌會傳教士卜彌格（Michael Boym, 1612-1659），他蒐集並研究中國植物，完成了對植物學及醫學皆有貢獻的《中國植物誌》。第二位是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士比丘林（Iakinf Bichurin, 1777-1853），他以學術的、有系統的研究方式蒐羅中文典籍，將其翻譯成俄文。回國後陸續出版七十餘部中國文化相關的著作，被稱為俄羅斯漢學之父。最後是德國籍神父鮑潤生（Franz Biallas, 1878-1936），他曾於柏林、萊比錫、巴黎等地攻讀漢學。為了集結發揚漢學家的研究成果，1935年他於北京輔仁大學創辦漢學期刊〈華裔學志〉。 透過介紹傳教士們的生平事蹟、貢獻及其事蹟特色，顧教授的看法是，基督宗教傳教士在漢學發展的各個時期與階段，戮力於中華文化研究，這些研究自然應被視為漢學研究的一部分。同時在整理文獻、口述歷史、研究中國經典等方面，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漢學研究中心於2015年8月11日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2015年度訪問學人，美國伍斯特學院歷史與漢學系博哲銘（James Bonk）助理教授，主講「忠魂歸來：十九世紀初的府城昭忠祠」。並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惠敏研究員主持。 昭忠祠是清朝紀念陣亡將士的主要祠宇之一，坐落在北京崇文門內。自雍正三年（1725）開始修建，雍正六年（1728）竣工。每年春、秋兩季為陣亡沙場的將士與文武官員舉行祭典。昭忠祠的建立可以追溯到雍正皇帝對祀典所進行的一些調整。在即位後的幾年中，雍正皇帝不僅建立昭忠祠，也詔令地方官成立忠義祠、節孝祠和賢良祠。跟這些其他祠宇不同的是，昭忠祠直到嘉慶七年（1802）都隱藏於北京的內城，並未擴展到京師外。1802年開始出現巨大的變化，嘉慶皇帝甫即位便命令各省巡撫，在各府城的關帝廟或城隍廟旁邊設立昭忠祠，以「安妥忠魂，令其各依故土­」。在當時官員的眼中，嘉慶的決定是「亘古未有之曠典」。 博哲銘教授從多個方面探討自雍正至嘉慶年間，昭忠祠規模擴張的原因。他認為隨著清朝政權統治的日漸穩固，乾隆皇帝為了更順利地治國，建構以漢族軍人為中心的軍事文化儀典場域，和原有以旗人為主的場域並行。嘉慶時期中央權力下放地方政府，以及放寬對輿論、文字的審查，則讓地方仕紳和官員有籌綽財源，設立在地昭忠祠的自由彈性。最後，京師昭忠祠的空間日漸不足，與18、19世紀之交的川陝楚白蓮教亂造成在地鄉勇的死傷，亦促成地方廣設昭忠祠。 博教授的演講說明政權遞嬗時期，戰爭文化在政治功能層面的發揮，而軍事行動性質的改變，又如何影響統治者塑造新的戰爭文化。剖析深入淺出，條理分明，足見其鑽研史料之豐富。

講座是邀請1992、2001年度獎助學人，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歷史系沙培德（Peter Zarrow）教授主講「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中的烏托邦主義」，並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正國副研究員擔任主持人。中國烏托邦思想不僅在清末民初開始勃興，而且也成為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當中的一部分。沙教授先將烏托邦主義分成唯物、唯心兩類，再分別闡述代表人物康有為、蔡元培（唯心），陳獨秀、胡適（唯物）的思想。沙教授認為四位烏托邦思想代表人物各擅勝場，並反映在他們的政治主張裡。胡適受科學至上主義的影響而提倡民主政治；陳獨秀受自由主義的影響而鼓吹革命；美學和唯美主義的啟發推動蔡元培的教育改革；堅信以「人」為宇宙最高道德準則則是康有為發起立憲運動的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