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台灣所吸收的中國、日本(及日本轉譯的歐美現代思想)，可視為台灣百年來全球化的縮影，只是更增加了直接來自美國、歐洲的學術風潮，進行本土與國際之對話，把日本殖民現代、中華文化復興、全球資訊知識經濟予以融合匯通，以致在不少領域中，台灣的學術表現均能進入世界各種領域的前百分之一，而在人文及社會領域裡，台灣公共知識份子對社會公義、民主政治、文化經濟、生活風尚、精神性命等的影響更是在華人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其中如華語文學(Sinophone)之一支獨秀，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李永平、朱天文、黃錦樹、張貴興、駱以軍等人無不享譽國海內外，特別是台灣電影在李行、王童、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李安等人紛紛贏得國際殊榮，舞蹈(如雲門)或戲曲(明華園、或小劇場)均在提昇國際知名度有卓越之貢獻。

在哲學方面，由徐復觀、唐君毅、牟崇三、錢穆到杜維明、余英時、楊儒賓、李明輝等發揚明理(為及新儒家)思想，或在比較文學、社會學、心理學範疇中，中國學派或本土學派，以語言、文化、社會經驗之特殊性，去強化與歐美理論彼此對話的空間，均有可觀之成果，即便是在經濟或管理的領域中，台灣與華人之家庭價值、社會結構及其商業行為或公司管理方式，也不斷引發國外學者的注意，早期台大、政大的商、管學無不進口哈佛的管理研究，如今在李吉仁等人的努力下，台商及其管理經驗已輸出、進到哈佛商學院中或為21世紀未來領袖的必讀之作。一百年來，實際上學術環境的自由、活潑、多元，一方面固然是北大傳的彰揚，但有更大部分可能是台灣移民社會對文化傳統教育的重視，宗親及助會的團結，一如Philip Kuhn在《Chinese Among Others》所說的與祖國故鄉網路的連結(Corridor)，新住民社會的進昇及投資機會(Niches)，乃至針對其新環境或族群迫害所形成的向心力，彼此激盪之下，有「在外者」(Sojourners) 或「海外離散」(Diaspora) 的動能，產生多重交叉的現代經驗，尤其是在日本殖民現代的啟發及其拒抗之下，形成了台灣獨特的時間優先情勢，偶爾都超前了日本，如愛迪生的影像短片，在台北放映是1896年八月，比日本的Kobe首映足足早了三個月，或者像台灣大學所收藏的田中文庫，其中有不少十七世紀時期的歐洲植物研究成果，更有幾部世界僅存而且離Gutenberg 聖經問是僅三、四十年的重要圖書，由於田中長三郎館長於1945年屬敗國，他長期運用個人及台北帝國大學資源的圖書只得歸給接收的單位，也就是重新命名的台灣大學。這些特別的因緣際會，讓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出許多本土與國際的對話空間，此處我們應界定「本土」為一種文化、政治性的建構，將「地理」位置轉變為「象徵資本」的出發與歸屬場域，而「國際」則是經過各種物質條件、歷史巧合及個人境遇，在跨國的動能時機成熟之時，作一選擇性而又刻意性的聯結─如1895-1945年，對日本及其他東亞殖民地的交流網路(見Karen Thornber 在《Empire of Texts in Motion》所描述)，或冷戰期間前後大批的留美人潮，乃至1970年代之後，因為台灣在國際地位的孤絕及不受承認，而不斷推出表演藝術、新電影、創意產業，尤其在科技產品及學術研究上的國際可見度。

由於台灣是移民社會，十分重視與祖國的連繫，十九世紀佛教團體語閩南地區的不定期新聞報導，配合了天主、基督教對原住民的洗禮及重新書寫(羅馬拼音化)，本土與國際的交流其實在多重層次上一直是相當開放(見Tonio Andrade，《How Taiwanese became Chinese》)，這種吸收國際資訊、參與全球文化想像的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 則在1896年日本殖民總督府決定辦日文報紙(八頁，但另有三頁是中文翻譯)，正式邁向公共領域、輿論發展及知識世界接軌的階段(見李承機；Liao)。《台灣新青年》發刊時，文章包括中國的動態、日本內閣的政策、國際婦女運動，也收錄易卜生的劇作《傀儡家庭》，而每天在《台灣日日新報》上的國內外新聞、評論、廣告，無不讓台灣人的觸角擴及海外的各個角落。這種「印刷資本主義」或「印刷文化」的穩定成長 (如到1930年，平均每24.2人訂一份報紙)，可說是國民知識水平提升的最大主力之一。蔣渭水、林獻堂、賴和、楊逵、楊千鶴等都在報刊、文化會及反帝國敘事上，發揮其潛移默化的作用，到了1950年代的殷海光、柏楊、李敖等以「自由中國」、「文星」去推展民主評論，其時是看似斷裂的銜接。這種殖民現代的「文化翻譯」作用，也逐漸由官方主導 (如日治時期的後藤新平)到商業導向的出版文化 (新潮、協志、今日世界、現代文學等)。在印刷文化的時代，評論者及其公共知識分子的地位其實是於專業知識之上的社會正義感，但亦如芝加哥大學的Richard Posner 所分析，全球 (尤其美國) 的公共知識分子在80年代已式微，90年代所盛行的嚴審期刊論文及學術內部之影響數據 (impact factor) 變成客觀而量化的統計，公共知識分子在媒體、選舉、政治上的失誤或不一致，也讓他們的可信度不斷貶值，以致於到了今日的人文、社會只一昧強化其「科學」屬性，不斷以國際引用數據來建立其評估與補助的標準，人文、社會科學與社會現實或全球文化議題之鴻溝與落差也日益加深。